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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中美战略竞争——贸易战、科技战及印太战略

发布日期:2020-05-31 14:49   来源:未知   阅读: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力图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在经济与安全之间求得平衡。在贸易战上,日本一面与美国周旋,一面加速与其他贸易伙伴的一体化进程,表现出相当大的自主性。在科技战上,尽管日本政府与美国步调一致,但日本国内围绕安全优先还是经济优先的问题存在争论。日本特别担心,中美“脱钩”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和全球供应链断裂,危及日本经济增长的根本。在印太战略上,日本表面上与美国保持协调,实际上却试图与美国的政策划清界限,不愿意过分突出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而是希望日本的“印太构想”能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谐共处。日本与美国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把与中国的关系视为“零和”竞争。尽管日本与中国之间也存在经济和安全上的分歧,但日本既不可能与巨大的中国市场“脱钩”,也不愿意陷入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因而采取了竞争与合作并重的对华政策。日本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可能成为常态,如果中美竞争愈演愈烈,日本将面临更艰难的抉择。

  2017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质变,从合作与竞争并重的两手,变成了以遏制为主的“失重”状态。尽管中方始终主张两国应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但美国国内已经形成新的对华政策共识,即从接触转向对抗。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会与美国采取同样的立场吗?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日本一直受惠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亚洲地区秩序的稳定。但日本也一直担心,中美接近会让日本面临被美国抛弃的危险。特朗普上台之初,日本主要担心的并非中美对抗,而是特朗普与中国达成交易,为获取经济利益在朝核、南海乃至钓鱼岛等问题上对华让步。所以,当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向战略竞争时,日本似乎看到了机遇,有人主张,日本应该采取与美国一致的对华政策。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日本虽然在华为等涉及技术竞争的问题上与美国步调一致,但在贸易问题上却与美国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在体现地缘政治的印太战略上也与美国貌合神离,特别是在对华政策的总体走向上,日本与美国截然不同。2017年底,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并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拉开了对华战略竞争的帷幕,此后中美关系呈现总体恶化的趋势。反观中日关系,自2017年开始明显回暖,迄今保持了关系改善的良好势头。突显美日对华政策差异的一个鲜明例子是,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激烈攻击中国的演讲,被媒体解读为“新冷战”宣言。但就在此后不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提出“化竞争为协调”“成为合作伙伴而非威胁”以及“推进自由公平贸易”的三原则,呼吁开启日中关系新时代。

  这种政策差异是否意味着日本要与美国分道扬镳呢?面对中美战略竞争,日本究竟是如何判断形势、如何权衡利弊、又如何做出选择的呢?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鉴于迄今美国的对华竞争主要表现在贸易战、科技战以及印太战略上,以下将围绕日本在这三个方面的应对展开讨论。

  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不仅针对中国,还指向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其单边主义政策令国际贸易体制面临崩溃的危机。对此,日本采取的是拖延和迂回的策略。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此举令日本深受震动。之前数年里,安倍政府不惜耗费国内政治资本,竭力加入TPP,就是为了在战略上拉住美国、牵制中国。但美国的突然“退群”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的战略设想。陷于被动的日本政府为了扭转局势,很快在对美政策、对华政策和多边贸易谈判三个方向上做出调整。

  在对美政策上,安倍利用首脑会晤等机会极尽讨好之能事,试图和特朗普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但这种巴结战术并未奏效,特朗普在做出加征钢铝关税、美朝首脑会谈等直接影响日本利益的决策之前,都没有事先和日本商议。在贸易问题上,日本一度把劝说美国回归TPP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尽管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明确表示要退出TPP,但安倍仍然推动国会通过了TPP,使日本成为第一个批准TPP的成员国。当部分国家提议让TPP在剩下的11国中先行生效时,安倍坚称没有美国参与的TPP将毫无意义。日本发出这样的信号,显然是对特朗普正式上任后改变初衷抱有一线希望。但特朗普不仅一上台就退出TPP,而且把贸易保护主义的矛头指向了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在此情况下,日本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积极推动除美国外的11国达成新的协定,期待美国将来重新加入。同时,安倍私下仍坚持劝说特朗普回归TPP,特朗普也在安倍2018年4月访美前暗示了这种可能性,但日本的希望很快落空。安倍访美时,呼吁在经贸领域建设自由、开放、互惠的印太,想把美国拉回多边贸易体制,但特朗普仍然坚持双边贸易谈判。

  在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问题上,日本没有立即屈从美国的要求,而是采取了拖延战术,由副首相麻生太郎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展开日美经济对话,虚与委蛇。但是,进入2018年后,特朗普将其“美国第一”的保护主义政策付诸实施,先是宣布对多个国家征收钢铝进口税,后又决定豁免除日本以外的国家。日本虽然认为钢铝关税影响不大,但极为担心美国对汽车加征25%的关税,因为2017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中有76%来自汽车及其零部件,而特朗普为了取悦国内选民很可能加征汽车关税。为此,日本不得不暂时做出让步,同意与美国开启《货物贸易协定》(TAG)的谈判,但强调这并非包含投资和服务等领域的全面自贸协定。安倍政府的设想是,先做出尽可能小的妥协,以换取美国不对汽车加征关税,同时在双边谈判中逐步把美国引向回归TPP的讨论。在TAG谈判中,日本最担忧的是美国提出超过TPP水平的开放农产品市场要求。安倍还希望把缔结TAG的时机延迟到2019年夏的参议院选举之后,因为他担心,即使TAG的农产品开放水平只是和TPP一样,也会对选举造成负面影响。

  在对华政策上,从2017年上半年开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明显转暖。先是安倍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经产省副大臣松村祥史到北京参加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安倍本人又在演讲中首次公开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尽管仍强调了透明、公正及财政健全性等条件,但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十分明显。2018年10月安倍访华期间,中日举办了首届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签署了52项合作协议。日本对华政策的这一转变有其国内背景。2017年以来,安倍经济学已成强弩之末,日本经济增长乏力,而安倍本人一度身陷森友学园和加计学园丑闻,支持率大幅下降,因此试图借助改善对华关系,提振经济信心,争取国内支持。同时不可否认,面对不可预测的特朗普政府,日本在对美外交上一筹莫展,这也是促使其调整对华立场的重要因素。

  在多边贸易谈判上,当日本看到劝说美国回归TPP一时难以奏效,就转而采取迂回路线国TPP的签署和生效,继而与欧盟缔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之后再加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11国TPP于2018年12月30日生效,改名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和欧盟的EPA也于2019年2月1日生效。随后,日本又把谈判重心转向RCEP,不再像以往那样执着于达成与TPP同样水平的高标准协定,而是寻找折衷方案,显然是把外交策略放到了经济利益之上。2019年11月,RCEP15个成员国宣布结束谈判,只有印度在最后关头退出。未来究竟是签署15国RCEP,还是坚持劝说印度加入,日本将面临两难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上述三个方向上的政策调整都是策略性的,而非战略性的。不论是日美贸易谈判、中日关系转暖,还是CPTPP、日欧EPA和RCEP的进展,最终都是为了促使美国回归TPP。日本加速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绝不是要甩开美国,而是希望对美国施加一定压力,让其回心转意。在日本看来,TPP的战略价值没有改变,仍然是拉住美国、牵制中国,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那么中国就会掌握塑造地区贸易秩序的主导权,这是日本绝不愿意看到的。

  这种策略调整能否让日本达到其战略目的尚未可知,但至少为日本争取了一定的战术优势。随着CPTPP和日欧EPA的生效,美国的牛肉等农产品面临失去日本市场的风险,这增加了日本在对美谈判中的筹码。同时,特朗普也可能考虑到选举需要,急于达成协议,以便在国内标榜其谈判成果。最终,安倍如愿在参议院选举之后与美国达成了协议。2019年10月,日美正式签署TAG。日本在农产品市场开放上给予美国逐渐接近TPP水平的优惠,换取美国暂不加征汽车关税。当然,这只是一个不需提交美国国会的行政协定(executive agreement),可以被轻易抛弃。面对多变的特朗普,日本只是暂时逃过一劫,其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担忧不会就此减轻。

  从日本政府的上述应对可以看出,在贸易问题上日本并没有完全追随美国,而是通过加速与主要贸易伙伴的一体化进程,抵御和限制美国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在对华政策上,日本尽管对中国的贸易行为也存在不满,但采取了更有分寸的做法。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2018年日本对华出口增长9.3%,增幅超过日本对美出口,中国时隔六年再次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对象国。2018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增长了16.5%。

  以上主要是日本政府的应对,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和策略调整。在企业层面,日本同样受到美国保护主义政策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但情况是多样和变化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在2018和2019年针对日本中坚和中小企业所做的调查显示,认为2017年以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动向对自身业务产生了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从2018年的14.5%上升到2019年的19.9%;认为产生了正面影响的企业占比2018年为1.9%,2019年为2.1%,变化不大。从具体贸易政策的影响看,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影响最大,接下来是中国对美的报复关税、美国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的强化、美国加征的钢铝关税、美国对汽车及其零部件进口的安全调查,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钢铝关税的报复关税等。从负面影响的内容看,回答最多的是销售目的地的经济状况恶化(54.8%),其他还包括:顾客企业的商品成为加征关税的对象导致订单减少(25.9%),供货企业的商品成为加征关税的对象引起采购成本上升(15.2%),以及企业自身的商品成为加征关税的对象导致价格竞争力下降(12.8%)。在受到负面影响的企业中,有55.2%已经采取了对策,包括强化信息收集体制、努力提高生产率和效率以控制成本等。在机电产品、交通工具、纺织品等部门,有超过一成的企业完成了生产地的部分转移。有一部分企业已经或计划重组供应链,包括部分转移生产地、采购地和销售目的地,主要方向是从中国转移到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从这项调查可以看出,日本企业受贸易战的直接影响有限,但担心贸易战扩大化和长期化的潜在冲击。日本企业最担心的是间接影响,即贸易战造成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由于2019年中国经济进一步减速,与2018年日本对华出口和投资都大幅上升形成对照,2019年1—9月日本对华出口下降了8.2%。2019年上半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虽然继续增长,但增幅(8.8%)明显下降了。这里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过去几年里很多在华日本企业已经把面向出口的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留下的主要是面向中国市场的生产。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而非从中国的出口。

  总体而言,日本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持否定态度。日本原来与美国一样,在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补贴、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对中国抱有不满,因而与美国一起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就知识产权问题对中国提起诉讼,还和美国、欧盟协商如何推动中国改革国有企业、控制过剩产能等问题。在日本和欧盟看来,美国本来应该和它们一起利用WTO体制协调对华政策,但特朗普却对中国采取单边行动,有时还针对包括日、欧在内的盟友。受到“友军炮火”伤害的日本,自然不愿意追随美国的政策。而且,在日本看来,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损害了以WTO为代表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制,这与日本的贸易战略和长远利益相悖。

  如果说日本面对贸易战尚能勉强应付的话,那么当贸易战蔓延到科技和安全领域时,日本面临的问题就更为棘手了。在日本看来,2018年美国对中兴和华为实施严厉制裁,标志着中美战略竞争从贸易战向科技战乃至“新冷战”演进。不少日本观察家认为,尽管特朗普本人出于政治考虑,暂时把政策重心放在贸易谈判上,只是用“脱钩”虚张声势,但从美国国内政治看,“脱钩”已是大势所趋。未来不管是特朗普连任,还是上台,“脱钩”都会持续进展,只是轻重缓急可能不同而已。美国还会进一步要求盟国步调一致,在全球构筑对华技术封锁的包围圈。

  这样的前景对日本意味着什么?日本有观点认为,只要中美不发展到全面冲突,日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因为中国面对美国的压力,会主动向日本送去“秋波”,日本的行动空间会因此扩大。还有观点认为,如果中国向美国让步,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做出改变,那么日本也能获得一定好处。这样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还需要一定时间的持续观察。但从现状看,日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来自美国的对华“脱钩”压力。美国不仅自己全面排斥华为,还要求盟国限制从华为和其他中国供货商那里购买电信设备,否则就要冒被美国基于安全考虑减少情报共享的风险。

  目前看来,日本在涉及科技和安全竞争的问题上采取了追随美国的立场。2018年12月,日本政府修订了信息通信设备的政府采购政策,虽然没有指明,但实质上禁止了采购华为等中国制造的设备。2019年5月,日本又公布了强化审查外资投资的措施,决定增加与信息技术及通信相关的20个业种的事前申请要求,目的是防止重要的信息和技术流到国外。在企业方面,尽管日本政府没有禁止通信企业使用特定产品的权限,但日本企业都明白,一旦遇到国家安全理由,争辩也没有意义。它们在华为、中兴等问题上已经受到来自美国的警告,未来如果被要求选边,将不得不做出排除相关中国产品的决定。

  针对日本政府和企业迄今以及未来的应对之道,日本国内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主张正面谋划,另一种则对后果深感忧虑。前一种观点认为,在政府层次,日本应该向美国学习,设立日本版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EC)及其办事机构,负责综合性的战略筹划、情报分析、部门间协调以及与其他国家相应机构的合作。该委员会最好和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一样,属首相直辖,以确保执行能力。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日本应该和美国一样,重视中国制造的通信设备等产品在产业和安全上的风险。从产业上看,日本企业目前仍保持着在机器人技术、运输设备和部分电子零部件等领域的竞争优势,在相关供应链中大部分设计和高端零部件制造仍在日本进行,但中国企业正在价值链上攀升,预计未来日本企业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如果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日本企业被拿走了敏感信息,那么中国企业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击败日本企业。从安全上看,未来万一在日美同盟与中国之间发生危机或冲突,不管是国防网络还是民用网络,都会在运输、补给等后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使用了中国制造的设备,其安全风险不可小觑。基于上述理由,有日本学者主张,日本政府和企业应该做出精确的风险评估,制定最适当的风险管控措施。这种观点尽管不否认排除华为等措施对日本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试图在经济利益与安全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但显然更重视安全风险的防范。

  后一种观点认为,安全因素固然不能忽视,但更应该考虑到经济上的严重后果。日本虽然和美国一样,也担心中国制造在产业和安全上的风险,但目前这种威胁主要是潜在的、预期的,未来也可以防范。相比之下,中美技术“脱钩”的危害正在发生,而且有扩大的趋势,这才是日本最担忧、最警惕的。具体来说,日本的忧虑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战会让日本遭受连带伤害。日本企业将不得不面对美国政府日趋严格的出口管制、进口限制和针对特定中国企业的禁令。比如,一个日本公司想要将其在美国硅谷的实验室开发的算法向日本的总部转移,可能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如果要向位于中国的子公司转移这种信息,就会更加困难。又比如,日本企业只要使用了美国的尖端技术,不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其对华出口(包括针对当地法人的)和对华技术转让(包括向中国出售企业)都将变得极为困难。同时,引进了中国资本的日本企业如果要在美国投资,也可能受到严格审查。未来,如果美国对华制裁持续升级、日本企业被迫服从美方要求的话,它们还可能冒被赶出中国市场的风险。

  第二,中美技术“脱钩”会损害日本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脱钩”导致两套标准和规程,会造成低效,因为美国政府的禁令会限制美国和日本的公司获得信息、市场和商业机会。可以设想,如果华为的5G技术在一些国家成为主导标准,而美日欧的联营企业在另一些国家占优,那么两个市场都会变得狭小、低效,而且会失去互操作能力。如果欧洲和韩国的顶尖企业不愿意放弃商业机会而选择与中国企业合作,那么对美、日来说情况就会更糟。

  第三,中美“脱钩”将切断日本企业的全球供应链,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为了规避供应链被切断的风险,日本企业将不得不重建供应链,让生产网络多样化,以分散风险。具体包括延迟或中止对华投资,从中国以外采购零部件,在中国以外生产、加工和组装,而这些都意味着增加高额的成本。

  第四,中美持续对抗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使日本经济失去中国市场这个最重要的增长源泉。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信息技术和通信企业每年从日本采购大量的零部件,如果失去这些来自中国的需求,日本的相关产业就可能走向衰退。同时,如果中国经济减速,设备投资受限,那么日本的大量对华机械出口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如果对华出口不能增长,那么日本自身的经济就会陷入困境。

  第五,中美“脱钩”会造成世界经济的集团化,严重影响增长前景。如果“脱钩”愈演愈烈,那么世界将分裂成以中、美为核心的两个经济集团,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很多产业的供应链将被切断,跨国公司将无法在全球配置资源。受此影响,贸易、投资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可能陷入停滞。不仅如此,支配世界经济的规则也将从市场经济原理转变为国家安全理由,自由贸易体制将由此终结。其结果将是,迄今依靠自由贸易和全球供应链发展起来的、牵引世界经济增长的信息技术产业,由于受到难以预测的安全问题的影响,将沦为“风险业种”。

  总之,日本一面受到来自美国的对华“脱钩”压力,一面又不可能放弃巨大的中国市场,必然陷入两难困境。未来如果真的形成中、美两个相互隔绝和对抗的经济集团,那么日本不论选择哪一方,都意味着与另一方的相互依存关系崩毁,损失将不可估量。

  在挑起对华贸易战、科技战的同时,美国还在地缘政治上展开对华竞争,突出表现在印太战略的提出和推进上。2017年10月18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W. Tillerson)在访问印度之前发表演说,称美国应该与印度携手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11月,特朗普在其亚洲之行中多次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标志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启动。12月,美国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把“印太”作为一个地区概念使用。众所周知,印太战略是两届安倍政府的外交代名词,是安倍外交最重要的特征,日本也一直不遗余力地向美国推销这一概念。此时,美国政府终于采纳日本提出的战略概念,从表面上看似乎意味着安倍外交取得了重大成果,实际却不尽然。

  日、美先后提出印太概念,起初都是为了拉拢印度,制约中国,在战略上确有共通之处。但是,在2017年末这一时间点上,日美两国的对华政策却在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行进。国务卿蒂勒森在上述演说中反复贬华褒印,指责所谓“掠夺性”的经济政策,把矛头对准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此后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则把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认为印太地区正在上演两种世界秩序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不可否认,日本曾经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持负面态度,至今仍抱有怀疑和竞争的心态。但是,中日关系在2017年上半年已经开始回暖,而且日方正是通过参加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及首相本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表态推动了这一轮对华关系的改善。可以说,在2017年底,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从竞争与合作并存转向全面竞争,而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经从竞争为主转向合作与竞争并存。

  在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过程中,日本的印太战略经历了重要的变化。早在第一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就提出了与印太相关的理念。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国会的演讲中提议,日美印澳应联手在“泛亚洲”(broader Asia)构筑开放、透明、自由的网络,把印太两洋连结起来。是年5月,日本积极推动建立了日美印澳四国对话机制(QUAD),后来由于印度的不热心和澳大利亚的退出无果而终。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旋即提出“亚洲的民主安全菱形”(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企图复活四国对话。这一系列理念或战略的特点是,借自由民主之名,行地缘政治之实。2016年8月,在内罗毕举行的第六届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TICAD)上,日本政府第一次正式使用“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依然显示出与中国竞争的姿态。但是,随着2017年上半年中日关系回暖,其印太战略的含义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在美国版的印太战略公布后,日本一面表示支持,一面又强调“印太”概念是开放的,否认存在围堵中国的意图,有意与美国划清界限。

  此后,日本政府开始寻求让其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和谐共处的可能性。日本学者细谷雄一称之为印太战略从1.0版到2.0版的变化,前者的基本特征是对华竞争,后者则更重视对华合作。在他看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印太地区的两种世界秩序之争,日本如果不说明与美国的区别,就会被误认为是要将这一地区分裂为美日同盟主导的印太战略与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两个阵营,而大部分亚洲国家都不愿意看到中美对抗,也不愿意加入孤立中国的地区框架,因此,不能将日本版的印太战略与美国版的混为一谈。

  除中日关系改善之外,日美印澳四国对话再次陷入分歧,也是促使日本调整印太战略的重要原因。2如上文所述,安倍政府的印太战略从一开始就以鼓吹日美印澳四国安全合作乃至组建菱形同盟为其核心内容。但以2018年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为契机,四国对话的走向变得模糊起来。先是印度总理莫迪在演讲中强调了包容性(inclusiveness)和东盟的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明确反对回到大国竞争的时代。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次日的演讲中虽然强调了与中国的对抗,但也提到了东盟的中心地位,还提及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耐人寻味的是,莫迪和马蒂斯都没有在演讲中提到四国对话。当被问及时,马蒂斯才说百分之百支持。而莫迪则更为谨慎,宣称印太既不是一项战略,也不是成员有限的俱乐部或谋求支配权的集团,而且绝不是针对任何一国的。这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日美印澳虽然举行了第二次局长级磋商,但在发表成果时增加了包容性、支持东盟中心地位以及重视多边合作议程等内容。在美国观察家看来,这意味着四国对话在未来一段时间更多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事实上,即便是在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印太战略报告》中,四国对话也只被作为外交磋商(diplomatic quadrilateral consultations),而不是安全机制。

  此外,东盟国家也不愿意被纳入印太战略的轨道。在2018年8月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上,日本曾试图把“印太战略”写入主席声明,但因东盟国家反对未果。11月6日,安倍在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会谈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公开把“印太战略”改称为“印太构想(vision)”。从此,日本印太战略的重心不再是日美印澳四国安全合作,而是更广泛、更包容的地区多边合作。

  总的来看,日美印太战略的不同之处集中于两点:一是对中国的定位不同,二是对军事竞争的强调不同。日本的印太战略起初确实是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而且在东海和南海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一度把重心放在安全领域。但美国“入群”后,过于强调遏制中国,且突出军事竞争,反而给正在改善对华关系的日本造成了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反复强调其印太战略不是为了遏制中国,还尝试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协调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以免过分突出军事色彩。

  日美之间的上述不同之处,并不是短期的或表面的,也不仅限于日美两国之间,而是暴露出印太战略本身的内在矛盾。首先,从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定位看,究竟是构筑排他性的集团以制衡崛起的中国,还是建立包容性的地区架构以避免大国对抗,这两种逻辑的政策含义截然不同。前者意味着形成中美两极格局,后者则意味着形成亚洲多极格局。尽管中美关系确实对地区秩序的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他国家都不愿意被纳入中美两极主导的秩序中,因为那样会限制他们自身的行动空间。所以,印度不愿把印太视为排他性的集团或战略,东盟也不愿使用“战略”一词,而是提出自己的“印太展望(outlook)”。日本和澳大利亚虽然是美国的盟国,总体上要与美国协调,但具体到对华政策、贸易政策等问题上,则未必与美国完全一致。实际上,这些国家为了扩大战略自主性,都更希望建立一个“多极的亚洲”。

  第二,从印太战略中经济议题和安全议题的比重看,由于印太作为一个地区仍然缺乏经济一体化的基础,难免偏向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有日本学者指出,从贸易和投资看,印太地区的经济相互依存还比较薄弱。如果不把中国计算在内,那么印太地区的贸易一体化程度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中美日三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很少。因此,印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学尚不能成立。如果一定要突出“印太”概念,就不能依靠投资、贸易等市场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只能依靠政府力量自上而下地强调安全议题,或者强调基础设施联通、贸易和投资规则上的竞争等具有地缘政治含义的议题。这样的印太战略就难免给人以“同床异梦”的印象了。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虽然不愿意如美国那样过分强调遏制中国,或过分突出军事竞争,但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不重视对华竞争或不再把中国视为主要的安全挑战。所谓2.0版的印太战略,实际就是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在经济与安全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以2018年底新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为例,日本政府认为:中国日益扩展和活跃的军事动向,加上国防政策、军事力量的不透明性,已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及国际社会在安全上的严重忧虑;日美同盟不仅对于日本自身,而且对于印太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日本应立足于“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考虑该地区的特性和对方国家的实际情况,战略性地推进多方面、多层次的安全合作。在日本学者菊池努看来,日本的印太战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出于对中国威胁的担忧和对美国可靠性下降的担忧,着力提升日本的积极性、主动性,达到强化日美同盟的目的;二是所谓“新南进论”,即通过加强与东南亚、印度洋、大洋洲等地区各国的合作,促使美国维持其对亚洲的介入和承诺。可见,尽管日本与美国存在分歧,且积极与地区内其他国家展开安全合作,但日本印太战略的落脚点仍是强化日美同盟。究其原因,在于日本对这一地区力量对比的评估。正如日本学者神保谦指出的,当前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优势相对动摇,中国迅速崛起,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同时印度、东盟、澳大利亚以及日本等中等强国或力量(middle power)也在崛起;但是,仅仅依靠中等强国之间的合作仍然无法维持相对于中国的均势,均势的基础仍然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广泛军事存在。

  综上所述,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日本在贸易战、科技战和地缘政治这三个方面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应对之策。在贸易战方面,日本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为了规避和减轻特朗普保护主义政策的冲击,日本采取迂回战术,积极推进CPTPP、日欧EPA和RCEP等没有美国参与的多边合作,力图与其他贸易伙伴一同担负起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责任。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也表现出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态度。日本虽然在战略上仍然希望把美国拉回来共同制定贸易和投资规则以牵制中国,但在策略上不仅没有追随美国,还以务实的态度接近中国。

  在科技战方面,日本暂时与美国步调一致,但对“脱钩”深感忧虑。日本虽然也担心来自中国的产业竞争和安全竞争,但不认为与中国“脱钩”是明智的做法。日本倾向于在继续发展对华经济关系的同时,加强科技和安全上的风险管控措施。日本还担心,“脱钩”会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对日本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在地缘政治方面,日本表面上与美国携手推进印太战略,实际上却把重心从对华竞争转向了对华协调。当然,在安全领域,日本仍然把中国视为主要挑战,坚持强化日美同盟,但也有意与美国划清界限,不愿意突出对华军事竞争。日本政府还希望其“印太构想”能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谐共处。

  日美之所以在对华政策上存在上述分歧,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不像美国那样把与中国的关系视为“零和”竞争。尽管中日之间也存在经济竞争,但日本的经济增长既要依靠巨大的中国市场,也要依靠畅通的全球供应链,因而难以选择与中国“脱钩”的政策。即便在安全领域,日本也不愿意直接与中国展开军事对抗,而是选择威慑与接触并重的政策。此外,对日本来说,日美同盟的价值不仅在于美国提供的安全承诺,还在于美国对国际规则的维护,但特朗普却不顾规则,单凭实力胁迫其他国家,这令日本深感忧虑。

  关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景,有学者指出,围绕华为的争论只是冰山一角,中美之间的分歧将日益扩大,而其他国家的选择余地将随之变小。由于存在不同的威胁认知和经济利益,美国与盟友之间的不一致或将成为常态。问题在于,如果美国对华“脱钩”愈演愈烈,不断加大对日本的压力,那么日本将被迫在中美两个市场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总之,面对中美战略竞争,日本既没有从美制华,也没有舍美从华,而是选择性地在不同问题上采取不同的立场。日本如何选择,取决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国际上的人心向背,以及对日美、日中双边分歧的管控。日本也许希望在强化日美同盟与改善中日关系之间、在安全竞争与经济合作之间、在技术管制与贸易自由之间求得平衡,但日本能否保持这样的自主性,还要看未来中美战略竞争能为其留下多大的选择空间。